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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 許家屯稱“佔中”是“毀滅香港”: （南早中文網訊）隨著佔中運動組織者發起的“6.22全民公投”日漸接近，佔中運動所引起爭議也日漸激烈，連在1989年後出走美國的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也在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表示，中環是香港工商金融核心地區，發起佔領“實際上是毀滅了香港”。 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近日曾高調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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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 瑞银报告：“占中”损害香港形象、削弱投资信心: 【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杨伟民】香港反对派一直威吓称“无真普选就中环见”，又声称所有批评“占中”会损害香港国际声誉及经济民生的说法是“抹黑”。瑞银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近日公布首个“占中分析报告”，明确指出“占中”将有“四大潜在影响”，其中仅各大写字楼及商场拥有者的经济损失就高达4...

愛護香港守護中環

愛護香港守護中環

香港憂“占中”走向暴力 多股反華勢力蠢蠢欲動

http://mil.eastday.com/m/20140621/u1a8165944.html

　香港一些激進反對派人士昨天發起所謂“全民電子投票”，試圖挑戰《基本法》，由他們制定2017年香港特首選舉的規則。20日，國務院港澳辦、中聯辦、香港特區政府紛紛表示，這種所謂的“全民投票”是非法的。在投票開始前，組織投票一方聲稱網站受到“國家級駭客攻擊”，這被香港許多媒體解讀為“為了刺激民眾投票而耍苦肉計”，以票數脅迫中央。這些人如果達不到目的，就將強行“佔領中環”。中環是香港的心臟，“占中”發起人戴耀廷一句駭人聽聞的名言就是“核爆中環、核爆香港”。流亡臺灣的“民運分子”昨天公開為“占中”運動催票;香港激進反對派人士被爆出5小時密會美國對華強硬人物、前副防長沃爾福威茨更是引發猜想;而此前“占中”組織與“台獨”已經頻頻相互取暖。在多股內外勢力裹挾下，香港激進反對派推動的“公投”、“占中”讓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擔憂，一家諮詢公司評估稱，“占中”可能影響300萬香港人。當地媒體呼籲，香港支持和諧、穩定的“沉默的大多數”該站出來了。

坚守爱国者治港的红线

http://www.zijing.org/htmls/news/467329.shtml

近期，“愛國者治港”成為本港廣泛議論的話題。局外人看來，這似乎是一個“多餘的”話題，因為不論在什麼政治體制下，無論哪個國家、地區的管治隊伍，熱愛、效忠于其管治的國家、地區乃是天經地義的，各國、各地區在領導人選舉和任命過程中，也不會把它作為一個爭論的議題。熱愛自己的國家，實在是一個公民應有的良知，何況是領導人和管治團隊呢！然而在香港，這卻是一個有重大現實意義和強烈針對性的議題，必須予以澄清和強調。

現實是，在香港的複雜政治生態中，並不乏對國家懷有敵意、甚至付諸言行的政治人物。發生在立法會上的議員宣誓效忠基本法的鬧劇、公開詆毀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言論、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擱淺—如此等等香港政治生態中反常、吊詭的現象，凡有眼的，都能看到；有耳的，都能聽到。有了這稗草叢生的政治生態，極少數人就有了公然打出“港獨”旗號的惡膽。正是“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其實，在祖國懷抱中被千般疼惜、萬般寵愛的香港，上上下下早就應該好好反觀一下自己向祖國捧出的那顆心。

“愛國者治港”，就是映照香港社會心靈的一面鏡子。無論有怎樣的政治見解分歧，無論有多大差異的價值觀，也無論生活方式和經濟狀況多麼不同，作為一個現代公民，“愛國者治港”，是一面決不能打碎的鏡子，是必須以生以死來堅守的紅線。人不能割斷和祖國的血肉聯繫，也不能放棄作為一個公民的最基本義務和起碼的良知。

“愛國者治港”合情合理合法

對“愛國者治港”提出質疑的人，當然不會公開售賣自己的良知，相反，倒是以“理智”和“良心”的面目來出現的。他們不是理缺詞窮，而是振振有詞。他們的邏輯是：“愛國者治港”，愛國者的標準是什麼？或者說，“愛國”本身是一個寬泛、抽象而難以準確地用它來衡量一個人對國家忠誠度的概念；既然“概念”本身尚不明確，且難以作為準繩，那麼，它還有什麼存在的理由呢？不僅如此，質疑者之險惡，還在於“論理”又“誅心”。“愛國者治港”之標準既無存在之合理性，則必有其另外的目的，也就是他們所說的，中央喜歡誰，誰就是“愛國者”。由此推下去，後面的結論就浮現出來了：以“愛國者”標準來要求“治港者”，將來的“普選”就不是真普選。而成立所謂的“真普選聯盟”，也就順理成章成了為香港有真正的“普選”進行鬥爭的義舉。

然而，歪理即使有詭辯的拐杖，也難以坦然走在大道上。不僅如此，隱藏在歪理背後的真正目的，也因其招搖過市而暴露無遺：沒有“愛國者”這個標準的揀選，不效忠于自己的祖國，對祖國懷有敵意的人，就有了登列管治香港隊伍的機會，說白了，就是爭奪“管治權”。即使是達不到目的，也有另外一種次一級的“收穫”：攪亂香港的政治生活，令“普選”不能順利進行。愛國者只有一個共同的目的，而不愛國的那些人，則懷揣著不知道多少個“小九九”。

對於為什麼必須要由“愛國者治港”，“愛國者”在香港的標準又是什麼，三十年前鄧小平先生已講得很清楚，他的觀點，也早已成為香港社會的共識。

鄧小平在1984年6月22日、23日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鐘士元時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這是一條必須堅守的紅線。

香港繁荣稳定 一国两制是最佳制度安排

http://www.zijing.org/htmls/news/469644.shtml

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副主任殷曉靜11日在香港表示，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完全行得通、做得到的。

當晚，“慶祝香港回歸16周年、香港友好協進會邁向25周年暨第七屆董事會就職典禮”在香港舉行。出席此次典禮的殷曉靜在致辭時，作了上述表示。

殷曉靜說，再過20天，將迎來香港回歸祖國16周年。16年來，中央政府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始終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為根本宗旨，堅定支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社會各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

殷曉靜說，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齊心協力積極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香港經濟平穩發展，政制發展有序推進，社會事業全面進步。

殷曉靜還表示，香港友好協進會薈萃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等各方面的代表人士，是凝聚香港社會“正能量”的重要平臺，是愛國愛港力量的一面旗幟。

殷曉靜希望香港友好協進會繼續高舉愛國愛港旗幟，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堅定立場，始終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做“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踐行者。

殷曉靜希望香港友好協進會，今後繼續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做“穩中求變”和香港繁榮發展的推動者，繼續廣泛團結社會各界，攜手並肩、同舟共濟，增加社會凝聚力，做香港社會和諧的維護者，繼續推動兩地交流合作，推動兩地共同發展進步，做實現“中國夢”的參與者

泛民自編自導自演公投鬧劇

http://redhkpkusa.blogspot.hk/2014/06/blog-post_27.html

最爛編劇：占中三子和港大民意研究計畫所編排的6.22全民投票政治鬧劇是香港泛民最後掙扎，無非是受外人錢財，替外人消災。從美國CloudFlare網路服務公司為香港6.22全民投票提供技術支持可見一斑。

最爛導演：占中三子導演席位讓位給激進勢力，長毛同黃之峰等人競相上位，欺騙年幼無知青年學生充當馬前卒。可笑的是占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讓別人孩子上街違法，自家孩子返屋企，辯稱其兒子17歲未成年，不應去占中，有意避談其年滿21歲的長女，其言辭漏洞百出。

最爛演員：人民力量、社民連等激進勢力群魔亂舞，蠱惑不明真相的青年學生賣力演出，演技拙劣。

http://redhkpkusa.blogspot.hk/: NO占中！犯民！不要拖住全體港人自殺啦！

http://redhkpkusa.blogspot.hk/: NO占中！犯民！不要拖住全體港人自殺啦！: 犯民發起的“ 622 ”公投，據稱已達 74 萬人，且不提間中為達目的“ 做 大數”、“悲情牌”及漏洞百出的投票系統，單單講如果真的占中了，我的香港會怎樣，相信大家都可以估到占中發生，短期內中環交通全面癱瘓，港九、新界 300 萬人被困，進而各個行業均會受到波及，動亂導致投資者...

香港明天更美好: 陈建民要求港大内地和外籍学生伪造“香港身份”投票

香港明天更美好: 陈建民要求港大内地和外籍学生伪造“香港身份”投票:         據內部人士透露：香港 “ 占中 ” 行动发起人陈建民、 “ 民间人权阵线 ” 召集人杨政贤近期表示，来港读书的内地学生、外籍学生基本上对 “ 全民公投 ” 没有什么概念，但看到 “ 全民公投 ” 举行的轰轰烈烈。自然是感兴趣，推动他们参加投票，对推高投票人数有一...

萬世漢奸黎賤英與美前副防長遊艇密會5句鐘

萬世漢奸黎賤英與美前副防長遊艇密會5句鐘

629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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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HongKong !: 香港普選不可逾越的四條原則和底線

Only HongKong !: 香港普選不可逾越的四條原則和底線:     “ 一國兩制 ” 在港實踐白皮書的發表，引發本港社會強烈反響和爭論。有人支持，有人認同，有人疑惑，有人憂慮，也有少數人極力潑污水表示反對。其實，港人只要把握了香港普選不可逾越的幾條原則和底線，對如何實現普選就可釋疑解惑，黑白立判。 首先，香港普選不能脫離香港是中國不...

香港普選不可逾越的四條原則和底線

    “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皮書的發表，引發本港社會強烈反響和爭論。有人支持，有人認同，有人疑惑，有人憂慮，也有少數人極力潑污水表示反對。其實，港人只要把握了香港普選不可逾越的幾條原則和底線，對如何實現普選就可釋疑解惑，黑白立判。

首先，香港普選不能脫離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政治現實。香港回歸之後，中國恢復對它行使主權管轄，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然而，無論它的地位怎樣特殊，它都只是中央政府管轄之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而不是一個國家，也不具備所謂“獨立政治實體”的資格；無論它享有多大的自治權，它都只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而不是“完全自治”，不具備所謂“全民公決”、“自主自決”的權力和能力。承認香港是中國的地方行政區域的地位，就必須承認和接受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不可置疑、不可挑戰。然而，近年“港獨”勢力抬頭，鼓動所謂“香港自治”、“全民公投”甚至“獨立”，有些人在政改討論中鼓動“佔領中環”，策動所謂“全民投票”，其實質就是挑釁“一國”原則，排斥和否定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

其次，香港普選必須依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決定推進普選。基本法載明瞭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全國人大決定和解釋明確規定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時間和步驟。依法落實普選是中央的莊嚴承諾和堅定決心，也是本港市民的共識，儘管對如何達至目標有分歧，然而，沒有基本法的規定，香港何來普選？沒有全國人大的相關決定，香港普選的權力來源自何處？有些人鼓吹“香港普選要符合國際標準”，有些人企圖以“公民提名”、“政黨提名”、“三軌方案”來取代“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其實質就是要突破基本法的規定，將普選帶向一條死胡同。反對派竭力“矮化”白皮書，稱它是中央針對“6.22公投”和“占中”而來，恰恰暴露了反對派擔憂“占中”和“公投”潰敗，掩蓋“占中”違反基本法的本質。

再次，普選產生的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這是政治底線。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標準的，也是有法律依據的。鄧小平先生強調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白皮書指出，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愛國是對治港者主體的基本政治要求。對此，擔任過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湯家驊居然揣著明白裝糊塗，說什麼“法官要愛國如何司法獨立？”殊不知在標榜民主、自由的美國，新移民加入美國國籍時必須宣誓效忠美利堅，小學生每天都要舉行升旗儀式宣誓效忠美利堅。湯家驊大律師難道不想效忠中國而想效忠英美？

最後，香港普選不容外部勢力的干預。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政改，是中國內政不容別國干涉的具體表現。一些西方勢力露骨、高調干預香港政改，陳方安生、李柱銘之流四處告洋狀，主動乞求外部勢力對香港進行干預，奪取香港管治權迫不及待。白皮書強調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宣示的是中央的底線，也是“一國兩制”底線。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一國兩制”實踐沿著健康的軌道前進。

Cloudflare首席執行官曝光美國秘密支持反中政治勢力

根據一項計畫，Cloudflare公司必須向一些具有政治重要性的網站提供服務。這是一項什麼計畫？是棱鏡計畫的哪個部分？盒子計畫？代理人計畫？

請看原文節選：

http://cn.wsj.com/gb/20140621/bch091338.asp

在Popvote普及投票網站遭遇了先前幾輪攻擊後，CloudFlare于本周早些時候決定介入並向該網站提供保護，因為根據一項計畫，該公司必須向一些具有政治重要性的網站提供服務。

“佔領中環”親民主運動組織者、此次網路調查的發起者之一陳建民證實，該網站週五遭到數次猛烈攻擊。他說，儘管遭到攻擊，但投票還是繼續順利進行。

普林斯說，他預計投票活動在未來一周繼續展開時，網站還會繼續受到攻擊。

拒絕服務攻擊通過大規模的網路活動導致一台電腦或一個電腦網路癱瘓，從而造成服務中斷。攻擊通常由已經被惡意軟體或病毒控制的電腦網路發起。普林斯說，與其他的許多網路攻擊一樣，香港網站受到的攻擊來自分散於全球的電腦。

香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 Kong)和佔領中環聯合組織了此次投票。香港是前英國殖民地，1997年被歸還給中國。但曾經殖民香港和企圖對香港施加更大影響的勢力一直在反對中國對香港實施有效的管理。

香港絕對沒有被祖國所奴役，香港卻被資本深深地奴役著

    盧麒元：佔領中環與一國兩制白皮書

    香港絕對沒有被祖國所奴役，香港卻被資本深深地奴役著。

　　為了讓朋友們能夠理解我的本意(或本義)，我必須先解釋“佔領中環”和“一國兩制白皮書”。

　　“佔領中環”，包含了三個階段和三重含義：首先，這原本是發端於一次全球性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潮(99%反對1%的群眾運動)，是全世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次再思考，是具有鮮明進步意義的思想運動;其次，這是一次市民維護自己政治經濟權利的群眾運動，香港市民飽受超級地租和壟斷金融的雙重剝削，他們終於奮起維護他們自己的基本權力了;最後，由於外部勢力的介入，由於嚴重分化的社會現實，此次運動有可能會發展成為違法甚至違憲的政治動亂。本來，香港青年是仿效美國青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發起了旨在遏制香港資本專制的佔領中環運動，這個思潮和運動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是應該獲得全社會各方廣泛支持的。但是，由於輿論誤導和有關方面誤判，香港青年受到了官方和資本的聯手打壓。與此同時，一些外部勢力趁機介入佔領中環運動，將佔領中環的思潮和運動導入了港獨的陷阱。至此，“佔領中環”的正面意義喪失殆盡，有關方面不得不採取強硬的應對手段。但是，佔領中環運動已經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此次的“思潮”和“運動”，直接催生了“一國兩制白皮書”。

　　“一國兩制白皮書”是指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此白皮書，第一次涉及了中央政府對香港主權的解釋。請注意，這也是筆者和香港有識之士多年來反復強調的香港核心問題。主權不僅僅是一面五星紅旗，主權包含了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必然細化為治權。具體地說，中央不僅僅擁有香港主權，也完全地擁有香港的治權。中央理應將一部分治權移交特區政府，以便實現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但是，非常遺憾，歷史的事實是，中央政府直到二零一四年仍然未能收回香港的全部治權，因而也就無法將治權移交香港政府實現港人治港。毋庸質疑，此白皮書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它意味著，中央政府終於開始反思了，儘管這種反思略嫌遲緩和膚淺。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終於看到了進步，我們開始看到了希望。要知道，已經十七個春秋了，如果沒有這個白皮書，港人恐怕未必敢發問，香港的治權究竟在哪裡呢?香港老百姓被資本壓榨到極限了，香港作為東方之珠已經暗淡無光了。筆者對香港陷入動亂邊緣不會感到驚訝，資本殘酷剝削的結果只能帶來激烈的反抗。

　　我從不掩飾自己的主張，我希望清晰傳遞我的本義和本意。我怎能不支持香港青年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潮呢?我怎能不支持香港市民向官僚買辦奪回自己的經濟管理主權呢?我怎能不支援祖國勇敢地奪回香港全部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也就是香港的全部治權)呢?是的，我的文章嚴肅且嚴厲，這種反思和批判可能令到歷史當事人感到難堪，畢竟歷史當事人極難直面自己的嚴重失誤。然而，不進行反思和批判，香港的問題就能自己解決嗎?正是反思和批判的不深刻，導致了繁榮香港的迅速衰敗，導致了佔領中環運動。一些人對我的兩篇文章(《回到一九八三年》和《香港的超級地租》)很反感，限制我的文章，阻止我上電視。不過，歷史是不能遮蔽的，事實最終勝於雄辯。我一直希望，有關人士反省自己，而不要反復誤導中央，更不要遷怒于孩子們。無論如何，不能再錯十七年了!

　　我再次申明，不要將佔領中環和一國兩制白皮書對立起來。佔領中環作為一種思潮和運動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這思潮和運動已經發揮了歷史性的作用。我很是希望，袞袞諸公重讀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立場，才是第一位的，立場錯了就容易判斷失誤。我十分地確定，一國兩制白皮書就是對佔領中環的最好回應。當然，我更希望，白皮書接續佔領中環的思潮和運動，完成香港的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的真正回歸。香港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香港回歸後如祖國掌上明珠，香港絕對沒有被祖國所奴役，香港根本不需要獨立。但是，香港卻被資本深深地奴役著，香港的治權始終掌握在資本手上，港人要從殘酷的資本奴役中解放出來，香港需要祖國為他們奪回全部的政治管理主權和經濟管理主權(全部的治權)。

　　我想站在太平山上大聲呼喊，請大家一起向右轉。是的，我們彼此之間是最親密的兄弟，我們共同的敵人站在右邊。關於“佔領中環”和“白皮書”，有什麼需要爭吵的嗎?現在，我們需要的是治權，這是我們最根本的民主，這是我們最核心的人權，這是我們渴望已久的自由。我們應該一同告訴右邊，資本治港的時代必須結束了。

　　附：香港的超級地租

　　筆者按：2013年3月1日香港《信報》頭條新聞《政府取消勾地重奪供應主導權》。此文意味著香港土地制度開始發生重要轉變。巧合的是，筆者的文章也於今天《信報月刊》第432期正式刊出，標題為《香港的超級地租》。無論阻力如何巨大，香港都必須向前發展。當然，作為借鑒，也應對大陸的土地制度進行深刻反思了。

　　香港的“深層次的問題”不是政治問題，那些茶杯裡的風波不足掛齒。香港“深層次的問題”是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涉及經濟管理主權，關乎香港未來的命運。事實上，香港的經濟管理主權始終是一個令人憂慮的問題，香港於1997年回歸的僅僅是政治管理主權(行政權)，經濟管理主權至今仍然無法全面回歸。香港的經濟問題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財政問題，就是本文要談的超級地租問題;另一個是金融問題，就是聯繫匯率問題。筆者曾經著文《回到一九八三年》，對香港金融問題做過詳細論述，本文可以視為《回到一九八三年》的姊妹篇。一個殘酷事實是，無論中央政府亦或是香港政府，均無法在香港實施卓有成效的財政金融管理。在經濟管理主權旁落的現實中，香港經濟呈現出自由落體運動。如果不是中央採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香港經濟資料會十分難看。

　　筆者認為，香港的經濟問題皆肇始於1983年。英國人在與中國人開啟關於香港主權問題的談判之後，對香港的經濟制度做了歷史性的改動，港英政府在香港回歸前悄然讓度了香港的經濟管理主權。事實上，在一九八三年之後，國際金融資本逐漸接收了香港的經濟管理主權，這種情況在一九九七年之後反而更加嚴重了。在國際金融資本的操縱下，香港財政金融制度日漸扭曲，香港終於形成帶有食利特徵的貴族體制。一個徹底失去創業和創新潛力的香港，人才和資本大規模流失，經濟效率每況愈下。在回歸十五年之後，全世界都在審視，香港的明天真的會更美好嗎?

　　1983年之後，在內外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力主導下，香港逐漸形成了隱形的超級地租。

　　為了準確評價政府的財政狀況，筆者曾經提出廣義財政論(包括廣義稅賦論)，目的在於超越狹義財政理論的局限性。狹義財政理論的局限性，常常構成人們對財政制度和財政政策的誤判。通常，在狹義財政理論下，人們習慣于將名義稅賦理解為稅賦的全部;然而，名義稅賦和實際稅負完全是兩回事，實際稅負往往大大高於名義稅賦。筆者認為，一些處於轉型期的經濟體，由於財政制度存在的明顯的漏洞，往往造就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僭越政府的財政行為，這種准財政行為通常不納入政府的正規財政管理範疇，但卻成為具有強制性特徵的准政府行為。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的准財政行為，往往可以造成對弱勢群體極為殘酷的剝削和掠奪，形成經濟結構的極度扭曲。簡單一點兒說，就是地產商可以被賦予稅務局的職能，通過准稅賦的方式攫取財富。香港人可能難於理解，香港存在“第二稅務局”。正是這個“第二稅務局”製造了一批世界頂級富豪，香港的頂級富豪竟然清一色的是地產商。筆者所言廣義財政論，可以厘清這部分非政府的財政行為，可以揭示經濟結構扭曲的深層次原因。

　　香港的超級地租問題就是一個經典的廣義稅賦案例。香港政府的名義稅賦非常之低，但香港居民類稅性負擔卻極為沉重。事實上，香港的社會分配三十年來被嚴重地扭曲了，香港存在令人震驚的隱形超級地租。一直以來，香港被視為一個低稅賦地區。從宏觀經濟角度觀察貌似如此，香港名義稅賦(狹義稅賦)是非常低的;但是，從微觀角度觀察(居民個人支出)，香港普通民眾的經濟負擔卻極其沉重，類稅性支出達到驚人的水準。香港政府一直未能提供各類港人個人收入中房屋性支出占比的詳細統計資料，筆者只好使用香港本地學者提供的研究資料。據2012年4月第12期《社聯政策報》馮國堅博士文章《香港私人租住房屋問題與論述》提供的資料，香港私人租住樓宇租金收入比(1990-2011)分別為：1990-1997,69.85%;1998-2003,47.50%;2004-2011,56.33%。如果，我們將私人房屋租住樓宇租金占個人收入30%視為一個合理水準;那麼，超過30%的部分可以是視同為超級地租。我們使用馮國堅博士提供的資料可以得出驚人的結論：香港的超級地租幾乎是正常租金水準的一倍;接近正常稅賦的兩倍;超過名義地租數十倍。每一個香港居民額外的房屋租金支出可以視同為類稅性支出，這是一雙看不見的手收取的價內稅，它直接將香港居民的實際稅負提升了近兩倍。考慮到香港居民還要支付其他類稅性支出(各類保險和公積金支出等)，香港居民的廣義稅賦(實際稅負)已經接近世界最高水準。遠遠超過正常稅賦支出的超級地租嚴重惡化了香港居民的生活品質，也同時嚴重扭曲了香港的經濟結構，嚴重削弱了香港商品和服務的國際竟爭力。當然，正是這個超級地租成就了香港的超級地產商，使彈丸之地的香港產生了一批世界級富豪。這些食租而肥的超級富豪，用超級地租驅逐了香港的比爾蓋茨和約伯斯，使本應實現工業化升級的香港變成了一個金融泡沫。沒有公開資料證明，英資從香港金融泡沫中吸走了多少財富。筆者只是知道，柴契爾夫人的柴契爾主義是需要外來資本支撐的，正是當年香港龐大的私人資本回流英國，完成了英國歷史性的私有化進程。毋庸諱言，偽善的香港財政制度，製造了香港偽善的稅收制度;偽善的香港稅收制度，製造了惡劣的香港土地制度;惡劣的香港土地制度，製造了極度扭曲的香港超級地租。極端扭曲的香港超級地租，吞噬了港人的勞動成果，埋葬了香港年輕人的未來。如果，香港再不啟動深刻的財政改革，香港的明天將是非常暗淡的，香港可能成為另一座廢都。

　　一、香港超級地租的本質。

　　地租，是使用土地生產力的報酬，地租是指用以換取佔用土地或提升土地價值所支付的費用，為地主的所得。在城市，地租是城市土地經濟的基本範疇，是城市土地價格形成的基本依據，其來源於土地使用者的利潤。地租產生的原因有土地稀缺性、收穫報酬率遞減率、土地肥沃度、位置、土地私有制度、人口無限增加等因素所產生。

　　超級地租，是指超越了一般地租的公允水準而獲取的地租性質收益。超級地租本質上是對土地使用權的過度收費。超級地租理論上應該是地主憑藉土地資產獲取的的超額利潤。但是，在現實社會當中，由於土地擁有者和土地管理者錯位，超級地租收益往往被截流並轉移。所以，超級地租往往並不以地租形式出現(一般隱含於房價和房租之中)，超級地租往往並非被地主徵收和獲得，超級地租往往成為政府和地產發展商牟利的工具。

　　香港的超級地租，是香港土地資源升值形成的超額利潤。理論上，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後，香港的土地所有權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香港超級地租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所有。但是，鑒於《基本法》的安排，香港土地的所有權實際上由香港政府代為行駛管理權。香港政府實際上將香港超級地租讓度給了地產發展商以及土地實際佔用者。

　　香港超級地租的本質，是香港土地資產價值高度壟斷形成的超常規收益。一般而言，香港地租應該維持一般地租的公允水準，不應通過行政和商業的高度壟斷形成超級地租模式。香港的超級地租扭曲了香港社會分配分的合理性，也損害了香港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使人民生活質素不斷下降，也使經濟發展陷入困境。

　　二、香港超級地租的成因。

　　一般而言，形成超級地租需要兩個必要條件：

　　第一，土地使用權的超級壟斷。

　　香港的超級地租問題肇始於香港殖民地末期。在一九八三年中英談判之後，政府和地產發展商形成了默契，巧妙地控制了土地的供應量，並操縱了房地產的市場價格。於是，香港的地租性收益急劇增加，成為了土地佔用者的類稅性收益。

　　實際上，在香港漫長的殖民地時期，香港的地租一直處於合法而合理的水準。1841年香港開埠，香港島上的土地於同一年便開始由殖民地政府出售予私人買家。除了中環花園道的聖約翰教堂的土地屬永久業權外，其他所有土地均以批租形式出售。契約條款因應出售當時的土地政策而有差異。一般的批租期為固定年期75年、99年、150年或999年，而沒有續租權利;或是可續租年期75年、99年或150年，而有權分別再續租相同的年期。土地買方(即契約持有人)須於批給契約時，向政府繳付反映當時土地的地價，並且繳交年租(現稱地租，舊稱地稅)。在香港漫長的殖民地時期，地租通常為象徵式的金額，相對於收入占比而言極低。

　　令人感歎，香港所有的“深層次問題”都產生於三十年前。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恐怕就是香港的地租問題。中國政府及英國政府於1984年12月19日簽署《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下稱《聯合聲明》)。該聲明於1985年5月27日生效，而其附件III載列有關批出新土地契約及不可續期土地契約的續期事宜。根據《聯合聲明》附件III的規定，香港政府在1985年5月27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間批出的新土地契約的租期不可超越2047年6月30日。土地承租人須繳納地價及象徵式租金直至1997年6月30日，在該日以後則無須補地價，但須每年繳納相當於當日該土地應課差餉租值3%的年租，此後，年租會隨應課差餉租值的改變而調整。附件III亦訂明，除了短期租約和特殊用途的契約外，1997年6月30日以前期滿的不可續期土地契約，如承租人願意，均可續期至2047年6月30日止，無須補地價。從續期之日起，每年繳納相當於當日該土地應課差餉租值3%的年租，此後，年租會隨應課差餉租值的改變而調整。至於1997年6月30日以後期滿而沒有續期權利的契約，附件III訂明，將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土地法律及政策處理。簡而言之，香港回歸後，香港“地主”的訂定的地租實在太低了，在迅猛的通脹面前可以說是聊勝於無。閱讀歷史文件，您或許會感到驚訝，回歸後香港的“地主”實在是太寬厚了，寬厚到反主為客的地步了。顯而易見，正是兩級政府的財政不作為，極大地助長了土地實際佔用者權益。由此，香港的土地異化為政府和地產商的提款機，為實際操縱土地佔用權的人們(英資及其代理人)，提供了一次史無前例的發財並套現的歷史性機遇。我們為當年參與中英談判的中方代表感到遺憾，他們或許是堅定的政治家和優秀的外交家，但他們在經濟和法律方面的準備明顯不足，他們沒有能夠真正理解國家主權的經濟含義，他們因此而無法捍衛國家的經濟利益，也未能充分保障港人的經濟利益。所以，香港終於沒有能夠倖免，香港還是重複了其他英國殖民地的悲慘故事。更令人感慨的是，這種遺憾今天仍然在繼續。

　　第二，持續的通貨膨脹。

　　在筆者看來，港英政府1983年放棄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理由是荒謬而可笑的。如果，香港不是在1983年放棄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港人就存在自主管理通貨膨脹的能力。當通貨膨脹處於合理水準，土地佔用者就無法攫取超級地租了。筆者在《回到一九八三年》中，對比了香港和瑞士在貨幣管理上的異同，瑞士人1983年之後堅守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創造了令人羡慕的經濟成果。瑞士沒有製造世界級的地產商，瑞士人民獲得了世界頂級的生活品質，瑞士成功完成了產業升級(世界一流的生物科技產業和精密機械製造業)，瑞士法郎可以成為獨立于美元和歐元的強勢國際貨幣。而港幣，那個曾經接近輝煌的准主權貨幣，卻於1983年莫名其妙地淪為了美元兌換券。想來心酸，一個喪失了貨幣管理主權的特區，還討論什麼經濟管理主權?一個不能履行經濟管理主權的特區，還奢言什麼主權回歸?

　　香港人和大陸人至今也未必明白，1983年之後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情。超級地租，就像一根插入香港機體的吸管，香港的財富被國際金融資本慢慢地吸幹了。

　　三、香港超級地租的未來。

　　筆者在《回到一九八三年》中明確提出，香港應該儘早結束聯繫匯率制度，香港應該重建具有主權特徵的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任何熟悉地租理論的學者都會明白，不能管理自己的貨幣，就不能管理通貨膨脹，也就無法有效管理財政(也包括地租)。簡言之，解決匯率制度問題，是解決香港經濟問題的必由之路。

　　當然，管理地租必須要從地租本身入手。

　　第一，香港應建立地價評估制度。在地價評估制度基礎上，建立調控土地供應量的一整套科學方法。

　　所謂地價評估制度，就是將地價與非政府補貼居民的平均收入水準綁定。政府不能擅自收放土地供應量，導致市場對土地供應預期的不確定性，進而導致大規模投機行為發生，為特權商人提供不正當暴利。

　　第二，香港應建立八極超額累進地租制度。對於佔有較少土地資源的居民予以地租豁免;對於過度佔有土地資源的居民徵收超級地租。首先，必須壓抑過度投機;其次，必須均衡資源佔有;最後，必須全力促進環保。

　　第三，香港應將物業投資收益納入所得稅徵收範疇。

　　通過建立地價評估制度，可以解決地租一次分配的合理性。通過差別租金和稅收調節，可以解決地租二次分配的合理性。

　　另外，就長期而言，香港財政存在嚴重的隱憂，早就應該開闢新的稅源以應對未來的財政危機。

　　筆者連讀了香港十八年的預算案。老實說，筆者對於港府所謂審慎理財的陳詞濫調感到驚訝。港府的稅基偏重于勞動者和勞動所得，而忽略資產佔有和資產溢價，擺明瞭是殺雞取卵，還談什麼審慎?況且，一個堅定不移保護資本家，無所顧忌剝奪勞動者的稅制，連起碼的公平正義都談不上，談審慎還有什麼實際意義嗎?一個保護食利者並製造貴族的稅制，理應為現代文明所不恥，何以竟成為港人的驕傲?更令人驚訝的是，如此無恥的稅制何以竟能夠在大陸複製?

　　長期觀察香港的財政，加深了對大陸財政改革的憂慮。大陸以香港財政制度為師，竟然創造了土地財政模式，這是經典的機會主義選擇。事實上，今天大陸的超級地租問題，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歐美均開始增加針對資產佔有和資本利得課稅的時候，大陸仍然頑固堅持以勞動者及其勞動所得為主要稅源，非但罔顧公平正義，也毫不在乎經濟效率，嚴重後果已經開始浮現。從某種意義上講，大陸非但未能收回香港的經濟管理主權，甚至也在喪失自己的經濟管理主權。偉大的祖國正在巨大的風險中高歌猛進。

　　二零零八年對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是歷史性的時刻。美國人以其特有的敏銳和卓越的智慧抓住了這個歷史機遇，他們進行了深刻的歷史性變革(另文詳談)。香港在所謂“五十年不變”的咒語中不斷沉淪。而中國竟然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非但放棄了主動調整的歷史機遇，還被動進行了資產泡沫的惡性擴張。時間對香港和中國都非常不利，在失去調整機遇期之後，香港和中國都將面臨嚴峻的經濟挑戰。2013年對香港和中國都是歷史性時刻，二零零八年經濟危機的高潮正在步步逼近，殘酷的經濟危機將摧毀夢中人最後的輝煌。非常希望新一屆領導人知道，他們將要面對怎樣的殘局，以及他們現在應該做些什麼。

我們家是香港，守護家園，人人有責！

我們香港中華文化總會近400家團體、7萬多名會員以及愛國愛港文化界人士發出強而有力的聲音，堅決反對任何人破壞「一國兩制」方針，堅決反對「佔領中環」行為，堅決抵制外來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我們一定要尊重和遵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確保普選依法實現，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我們家是香港，守護家園，人人有責！

香港當今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香港經濟和社會迅速發展，成為繼紐約、倫敦之後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不僅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也是全球最富裕、經濟最發達和生活水準最高的地區之一。香港是亞洲重要的金融、服務和航運中心，以廉潔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經濟體系以及完善的法治聞名於世。歷史的變遷，讓香港從一個當年人口只有五千人的小漁村，演變成今天有“東方之珠”美譽的國際大都會。

1984年12月19日：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落實香港1997年7月1日之後實行“一國兩制”。

1997年7月1日：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保留原有的經濟模式、法律和社會制度，五十年不變，實行“一國兩制”，除防務和外交事務歸中央政府管制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

1982年至1984年，中英兩國就落實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在1984年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決定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方承諾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香港將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和原有的生活方式，並享受外交及國防以外所有事務的高度自治權，也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1842至1997年間，香港曾是英國的殖民地；1997年7月1日，中國恢復對香港的主權。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以廉潔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經濟體系及完善的法治聞名於世。

2012年，香港獲得中國特色魅力城市稱號。

香港前世

香港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西元前214年（秦始皇二十三年），中國秦朝派軍平定百越，置南海郡，把香港一帶納入其領土，屬番禺縣管轄。由此開始，香港便置於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下，明確成為那時的中原王朝領土（狹義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帶。廣義的中原，指黃河中下游地區），從此時起直至清朝，隨著中原文明向南播遷，香港地區得以逐漸發展起來。

漢朝香港隸屬南海郡博羅縣。

東晉鹹和六年（西元331年）香港隸屬東莞郡寶安縣。東晉成帝鹹和六年將南海郡東部劃出，另設了一個東莞郡，下轄寶安、興甯、海豐等六個縣。寶安縣的轄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地區和深圳市、東莞市，縣城就是今天的深圳南頭城。

隋朝又廢東莞郡，將轄地併入廣州府南海郡，寶安縣也改為隸屬南海郡，香港則仍歸寶安縣管理。

唐朝至德二年（西元757年），改寶安縣為東莞縣，香港仍然隸屬東莞縣。唐肅宗至德二年，改寶安縣為東莞縣,香港又歸東莞縣管轄。

宋元時期，內地人口大量遷至香港，促使香港的經濟、文化得到很大的發展。中國元朝時屬江西行省，元朝時，在香港西南的屯門，在廣州的外港的屯門又設巡檢司，駐軍，防止海盜入侵，拱衛廣州地區。

明朝萬曆年間從東莞縣劃出部分地方成立新安縣，為後來的香港地區。香港島自此由明神宗萬曆（西元1573年）起，一直到清宣宗道光21年（西元1841年）成為英國殖民地為止，該地區一直屬廣州府新安縣管轄。

清朝時候，清兵於1662年派兵到新界，並命令鄉民留辮。香港在清朝時，一直在對外通商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香港在地理上與廣州唇齒相依，而廣州是清朝對外開放的唯一商埠。

在英國佔領香港前，香港基本上是一個荒島，島上南部的赤柱、大潭篤和石排灣，東部的阿公岩，水井灣等，有一些漁民居住。其他黃泥湧、燈第洲、七姊妹等幾處，則有一些小村灣，當時，島上的居民約3000人。[4] 英國人早年看中了香港的維多利亞港有成為東亞地區優良港口的潛力，直至19世紀後期清朝戰敗後，領域分批被割讓及租借予英國使其成為英殖民地。

清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中英鴉片戰爭，清廷戰敗，割讓香港島給英國。咸豐十年即1860年，又割讓九龍半島給英國。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新界亦被英國強行租借，香港地區遂全部歸英國人管理。香港全境的三個部分（香港島，九龍，新界）分別來源於不同時期的三個不平等條約。

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強佔香港島，事後清政府曾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皇帝為此發下多道諭旨，但清朝始終不能捍衛領土完整。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原名稱《江寧條約》），割讓香港島給英國。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地區給英國。

1898年6月9日：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條例》，租借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地區及附近262個島嶼，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結束）。

1941年12月2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進犯香港，駐港英軍無力抵抗，當時的香港總督楊慕琦無奈宣佈投降。香港被日本佔領。1945年9月15日：日本戰敗後在香港簽署降書，撤出香港。